人是发展进程的主体，发展政策应尽量使每个人成为发展的主要参与者和受益者，而非造就一批边缘人和牺牲品。

在前日开幕的深圳人大会议上，与会的政府官员和企业管理者齐齐反思。长园集团总裁许晓文表示，必须改变劳务工“白天机器人，晚上木头人”的现状，让工人们的业余活动多起来。(见昨日《南方都市报》)

笔者认为，这是农二代依旧边缘化生存的写照。“农二代”当下依旧被排斥在城市社会保障体制之外，在生活条件、就业、医疗等诸多方面，都处于一种随时受到威胁的状态。这种受威胁的状态必然导致农民生活的精神孤岛现象，必然造成他们的边缘化生存。“农二代”的生活处于孤岛状态，远离城市居民，远离城市生活。他们不能过正常人的家庭生活，成了一群漂流到城市这个生活海洋的孤岛上过着鲁宾逊和“星期五”式生活的边缘人。

在“白天机器人，晚上木头人”的背后，隐藏着两种可怕的倾向。一是农二代的边缘化命运是对第一代农民工命运的继承，从中可以管窥社会阶层的板结化程度。农民工“第二代”仍然游离于城市体制之外，他们虽进入了城市，但又不被城市社会所认同，使得他们在城市里处于非城非乡、进退失据的尴尬状态，处于一种“双重边缘人”的状态。

二是隐藏在边缘心理中的世袭因子，还容易导致相对剥夺感的强化和放大。第二代农民工从表面上看，接受了城市的生活，但城市没有提供给他们正式的接收渠道，城市公共政策也未将他们纳入其中，由此产生了该群体对城市的对立情绪。在“农二代”问题上，依旧存在着建立在经济、文化、社会等基础上的群体性不平等，城市对农民工经济制度上的接纳和社会制度上的不接纳这一矛盾依然突出。

“白天机器人，晚上木头人”说明了农二代发展权的被忽视状态。人是发展进程的主体，发展政策应尽量使每个人成为发展的主要参与者和受益者，而非造就一批边缘人和牺牲品。因此，“白天机器人，晚上木头人”同样是个权利问题。惟有站在这样的立场上，才能厘清其边缘化隐喻，也才能面对农二代的青春如何安放的课题。　□舒锋